乐之史
最近突然对民国史有些了解的欲望，于是，便随手找来一套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来看。一气读完，感慨万分，丁的许多记载与分析，实际上都远逾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的“历史学家”。此书价值决不低于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或者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一人胜千军，诚可叹矣。
但是，无疑丁的许多描述也存在问题，如像当时人一样，对“民意表达”很是信任，又如在许多关键点的描述上，过于表面，而未触及内幕。可以想见，在丁未看到后来公布的那么多的档案，日记及当事人的函稿，包括口述记录，其对史事的粗线条式的描述自然有些错漏。
那么一个问题便出来了，我们如果要再撰写民国史，基点是什么呢？我们究竟是应该在来新夏等人虚妄的历史记载的基础上，还是丁中江的记载上，感觉上，可能后者比前者还能充当我们的基础。
由于时势变化得太快，当所谓“北洋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由于正统性的需要，国民党人并未想到要编一部所谓“北洋信史”，而是在许多党史记载里，拼命把“北洋”乃至当时与国民党人唱反调的南方各派系涂黑，一味“妖魔化”，于是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民众所知道的民国史便是一部军阀秽史，一个充满臭味的“军阀”概念掩盖了整个前南京历史时段。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后，新的执政当局对前政权所做的一切基本上没有好评；另一方面，却暧昧地继承了国民党对“北洋政府”历史的丑化叙述。这样，我们便遭遇到一个被全程妖魔化的民国史（如果承认民国的下限是1949年的话）。以至于老百姓除了“新旧军阀”、“政治反动”，“经济掠夺”，“文化保守”等完全出于宣传目的的所谓“历史叙述”外，对这38年的历史便一无所知了。在政治运动高潮时，甚至任何与此种宣传口径不符合对此前历史的说法都可能被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或者被人检举下狱。于是，尽管“民国”刚刚过去，但是“民国史”却是被愈涂愈黑，几至完全被政治所屏障了，这种“妖魔化”的民国史不但存在于大陆，也存在于解严前的台湾。
1980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紧张空气的逐渐松动，“对外开放”的时代也来临了。经济上引进外资的同时，文化上也开始引进外国人写的一些历史书。于是，费正清所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便成为中国大陆民众的民国史普及读本。平心而论，此书首先是一部学术作品，所以其立场基本上跳脱了过于明显的两党“党史叙述脉络”，但这部多位学者合作的成果，使读者掩卷之余，很难有一个宏观的知识脉络。民国是如何嬗变的？前后的历史关联性在哪里？此书并没有告诉读者。更为重要的是，它只是代表西方学术界1970年代左右的研究水平。但是，民国史档案的开放，内部史料的大量涌现，却是此后的事情。因此，在许多史事的描绘上面，章节撰写者基本上是理解错了，我们看一下作者名单，便知道他们对民国史的了解是难以突破其所研究的问题，而理解上则又很难突破时代性的局限。他们的知识经历与生活情境，意识倾向使得他们对其所执笔的那部分“民国史“的叙述，很难与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境吻合。
一个演员要演好他/她所扮演的角色，大概最重要的问题便是他/她是否“入戏”了？同样，历史撰写者，要写好他/她所承担的这段历史，“入戏”也是首要的事。这种“入戏”其实是对历史情境的深度把握，对历史人物内心与行动准确的领悟，对历史事件有全局的了解。如果我们拿这个标准来看《剑桥中华民国史》，乃至其他许多的西方汉学家所写的有关民国史的著作，可能许多地方便不太合格了。或者说，他们笔下的“民国史”其实更多的是“概念化”的历史，如“军阀”、“资产阶级”、“现代性”、“民主VS独裁”、“民族主义”、、“新文化”………，这些源于西洋的概念一个个地被加到了中国的历史身上，于是，“民国史”被塑造成为一段西人理解基础上的“概念化”历史。“概念化”历史叙述文本有时会披上学术规范的外衣，对西方学者来说，其撰写难度也不低。而且他们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能与“历史”吻合，或者说他们给“中华民国史”戴的西洋帽子尽管没有中式毡帽那样与中国人的头胪协调，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看性。
但是，当崇洋的中国治史者，看到这些戴了西洋帽子的“历史叙述”时，感觉远甚于以前他所接受的“妖魔化”历史。于是，便一下子投到了西洋的怀抱里，最后也欣欣然充满自信地开始用西式概念来重写“中华民国史”。然而，水土不服的情形发生了，他们对这些西洋概念其实没有多少情境化的理解，对概念史脉络并不熟悉，于是，他们所拿来的“概念”，往往是他们想像中的东西，或者一些没有生命的文字。于是，他们企图重写的“历史”便变成了一个“四不象”，可看性远远不如西方学者所写的“民国史”。因此，市场上卖得好的便是“海外中国研究译丛”之类，而中国学者所写的“民国史”绝大多数一上架便面临撤架扔到打折书摊上的危险。
1990年代后，在学术大跃进的潮流中，打着学术作品旗帜的历史书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只管赢利的出版社一本本推出来。以“民国史研究”来看，表面似乎愈来愈繁荣了。但究其实，则比上面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西洋摹仿者还不如。不管像不像虎，至少原来的画师还有一些想法与信念，但以数量统计至上的成果评价体系中，连这种想法与信念也慢慢变成了一种可笑的奢侈品。在这种形势下，被众多急着要评职称、争权利的作者所撰写出来的“民国史”堕落成一堆堆枯燥的文字，甚至莫名其妙的东西。从这些作品中，既看不到丁中江对史事相对合理的理解线条，也看不到费正清们为了突破“妖魔化”历史叙述而作的努力，乃至基本的“概念”与“问题”的意识，有的只是一些抄来的档案资料编撰者的话语，或者最幼稚的空泛归纳性表述。于是，我们所知道的民国史，便彻底被搅成了一锅糊粥。
常听说“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历史学家布龙塞奇威格（henri brunschwig）则坚称不存在“没有历史的民族”。也许那些被认为是“无历史的民族”仅仅是因为没有“无文字”的原因。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有文字的民族来说，难道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了自己的历史吗？从1911年以后的“民国史”的知识建构史来看，大概我们不会那么乐观吧。
乐之论史系列随笔: http://lezhishi.blog.tianya.cn/
楼主提出的问题值得探究，希望能看到讨论甚至争论。顺便介绍一套《民国通俗演义》，蔡东藩，许廑父著，１９３６年出版，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重印。本书是章回小说体裁，记述了从辛亥革命到１９２４年这一时期的史事。其中前１２０回是蔡东藩著，后四十回是许廑父续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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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陶菊隐写的《北洋军阀当政史话〉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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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菊隐那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最早出版是在1957年3月，差不多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他自觉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将原来的稿子作了大幅修订，因此，言论上很多地方自我审查，出版社当然也会帮他把关，但书中许多地方也因此与史实不合。出版后陶曾将这套书出版后曾送一套傅雷，傅翻阅后笑称，陶兄你在书里打了太多的“红补丁”了。当然，陶本人是新闻记者出身，文笔固然甚佳，但内幕档案则没有看过很多，个人密稿也没有接触过，这套书资料主要来源于报纸报道，在可信度方面存在许多缺陷。
不过据说陶菊隐在八十年代曾经将此书修订过一遍，会不会好些？
去年，慕名已久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新版加了个主题：武夫当国）再版，赶紧买来一套。但是边读边疑惑，怎么和我以前在网上浏览过的台湾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这么像呢？但是网上的东西往往不大牢靠，最近从图书馆借到《北洋军阀史话》（第二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与陶著稍作比对，发现两书的确雷同之处太多（举例详后），只能做出抄袭的判断。陶著初版于1957年-1959年（三联书店），当时影响很大，梁漱溟先生也曾阅读（虽评价不高），徐铸成先生也以很尊敬的口吻谈到过这本前辈报人的著作。该书1978（1983年）再版，虽然有所修订，但没有大幅度的调整。而据丁著出版者介绍：“丁先生积二十年心血结晶，撰成《北洋军阀史话》一书，1962年起在台北《大华晚报》逐日连载，脍炙人口。1964年初版问世，自此前后共版七次，纸贵洛阳，世界各国大图书馆中，凡有中文藏书，必有《北洋军阀史话》。”1992年，专门转介港台书籍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丁著，共4册。从时间先后来看，谁是原创谁属抄袭应当不难判断。
关于丁中江其人，可以GOOGLE到的信息不多，其中有这样的介绍：丁中江(1917—) 新闻界人士。云南省宾州县人。云南大学毕业，曾在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文学，返台后任中兴大学外文系教授系主任等职，主讲英国文学。上海复旦大学新闻专科肄业。
曾任云南省政府代理秘书长，“军委会”中将特派员，广州《天地新闻日报》社社长，昆明《云南平民日报》社社长，曼谷《民主日报》董事长，香港《中南日报》董事长，参与创办香港《新闻天地》周刊。1962年10月因涉嫌“从事反共活动”以及“和滇缅边区游击队有关系”被港英当局拘捕，遣送至台。先后任“行政院”顾问，《春秋》月刊主编，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委员，台湾战略学会副理事长。1978年至1984年被提名为“考试院”考试委员。四弟丁懋时，曾任台驻美国办事处代表和“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著有《叶慈研究》，译有名著萧伯纳的《墨—女寻神记》、劳伦斯《人类的命运》、《死亡之舟》、韩南《〈金瓶梅〉论文》、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上的岁月》、《托尔斯泰童话集》等。
根据这段资料，应当说50年代末在香港的丁中江有机会看到陶著，而他到台湾之后马上就开始写《史话》连载了。
考虑到两岸消息流通不畅，以及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背景，并且我也没有见到丁著友谊版的第一、第四册以及台湾版的原著，也许作者曾对照搬陶著有过解释说明，也许两位作者有共同的资料来源（这个几率似乎实在太小），或者当时的出版环境下不允许说明，还请了解情况的书友同来判断。
丁中江先生即便健在，也是耄耋之年了。这桩旧案，也已发生近半个世纪了。但是每篇文字，都是作者心血的凝聚，翻出来弄清楚，当属必要吧。
http://www.douban.com/review/1128000/
不过据说陶菊隐在八十年代曾经将此书修订过一遍，会不会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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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把陶著前后的版本对照一下,找出其中的修改之处,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我想如果有修改，可能主要还是在一些太显眼的“红补丁”，尤其是一些时代性用词上面。陶先生当时年事已高，也不大可能参照其他档案或资料，或者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丁著与陶著之间究竟有多少部分雷同，值得具体作对比研究，不过，依乐之浅见，纯粹抄袭可能性并不大，以两书之影响深远，且被学界广泛引用，如果抄袭自然早有学者指出。不过，资料同源却甚有可能，因为两位均为记者，当时中国大报也就那么几家，陶氏与丁氏写作时能看到的大报更有可能重合，如申新两报、大公报或其他等等。其实两书许多地方的叙述都大段来自当时大报的长篇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