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曾透露，给市民发放补贴以应对CPI上涨压力的想法，是受了澳门的启发。4月份，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宣布，特区政府决定拨出逾20亿元盈余，分别向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发放5000元和3000元的红包。有鉴于此，舆论一度认为，东莞红包也会面向全体居民，占当地人口80%的新莞人当属眷顾之列。
当下，诱人的红包谜底终于揭晓，曾被这座城市信誓旦旦将要接纳的新莞人，被彻底关在了门外。1.2亿元红包将发向12.2万人，他们是低保户、五保户、优抚对象、残疾人，甚至也包括靠近低保线的边缘户。这些将从红包中获益的人，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一个是低收入，另一个是本地户口。在这里，户籍又一次发挥了它的惊人威力。被广为诟病的户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身份信息，它在更大意义上是福利的凭证。人，中国人，被户口本划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本地人和外地人。从拥有不同的户口本开始，人的命运便开始在不同的道路上奔跑了。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轻人，可以考低分而就读著名高校。东莞本地市民，可以幸福地领到抵挡CPI上涨的红包。这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此种种的现象，可以找出种类繁多的理由来作出貌似合理的解释。比如，东莞红包的发放拒绝了新莞人，完全可以解释为财力有限，非户籍人口中的低收入者难以认定等。人们一贯听到这样的解释，并且一贯认为十分合理。且不论别的，就问问这作为红包的1.2亿元财政收入，其中难道真的拧不出新莞人的汗水？他们推动GDP，他们却不配算在人均的底数之内。他们增添税入，他们却不配分享财政盈余。不公平的户籍制度，反倒成了掩盖和淡化不公平的利器。
稍稍关注一下东莞的新闻，就不难判断出，指望给新莞人发红包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就在今年5月底，东莞方面发布的一份党代会报告称，要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这样隐晦的说法是令人费解的，它其实要表达的意思是，东莞将要控制人口规模。要使人口从目前的1200万降至600万，外来的新莞人当然是送客的目标人群，而其中所谓的“低素质人口”更是转移的重中之重——这样的外来人口大约连新莞人的称谓都要取消了，哪里还能发红包给他们呢？
向低收入群体发放红包，一个多么温馨的举动，而新莞人的背影，弱化了这一份应然的振奋或感动。只要不公平的户籍制度依旧存在，这样的遗憾和反差就难以避免。
去过东莞一些电子厂、服装厂或其他工厂采访或参观的人们都印象深刻，在那么大的噪声隆隆中，一排排十几岁的姑娘小伙一个钉一个铆似地在生产流水线上忙碌不停，一天下来累得够呛，时间一长很容易落下各种职业病。
可以说，正是这些外地打工妹、打工仔靠着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支撑着东莞市的经济发展，若说首功之臣非他们莫属，尽管他们收入低微，但工厂主和东莞市财政收入却主要是他们创造的。东莞目前有户籍人口170多万,而常住人口则有800多万，这630多万的外来常住人口中，绝大多数无疑是全国各地的打工仔、打工妹。
当然，这些人之所以背井离乡、抛家别舍前来东莞打工，是因为来打工比在家乡受穷要好得多，这是中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一时无法逾越的障碍，也是东莞童工事件中四川凉山小学生被黑工头拐骗到东莞来做工的本质上的原因。反观东莞当地人呢，由于面向外来打工者的房屋出租收入颇丰，加上集体企业或集体经济收入方面的分红很多，根本没有生活之忧，也用不着辛苦工作。不少东莞本地青年，不工作，天天东游西逛，吃喝玩乐，还无事生非，学坏，抽烟、喝酒、打架，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和家长忧心忡忡的一大社会问题。
虽然不能说东莞本地人对东莞的经济发展没有多少直接的贡献，但事实上确实难以否认这一点。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人家出生在靠近香港的沿海地区呢，反正外商就是喜欢来这样有地利之便的地方设厂开店，而不愿意到中国更多的偏远地区去投资，而内地和偏僻地区的年轻男女只能不远千里来东莞打工，心甘情愿地“享受”工厂老板们的“剥削”，只为了获取比在家乡累死累活也挣不到的那份相对高一些的收入，这固然不能称为人间悲剧，可离喜剧的境界也相去甚远。
户籍制度将国人分成了若干等，这种事在意料之中，情理之外。
我觉得在本地人当中，拿这个钱的也是实在是无奈的。要不然，周围人可能会以异样的眼光看他的。而且实际上本地人中，也是有关系有后台的吃大肉，无依无靠的只能喝清汤的。
而如果是面向广大的如我等的打工仔打工妹的话。1.2个亿哪里够，这是一。二是很多打工仔打工妹并没有进东莞市的管理名单的（也就是很多没有暂住证的），叫政府怎么发。所以最终没办法的办法还是得按户籍来。
个人愚见，仅博一笑。
